我们也应看到：虽说不论是王、李起义前还是起义后，川峡地区按照益、梓、利、夔四路的主客户统计数字同样表明，益州路（川西地区）的客户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数字，比其他三路中的任何一路都小；但它的客户绝对数字仍比其他三路中任何一路都大。下表是根据《太平寰宇记》（简称《寰宇记》）[100]和《元丰九域志》（简称《九域志》）两书里的川峡户籍数字列出的，可备参考：
而且其他三路，特别是夔州路，由于地旷人稀，生产落后，客户以及在客户中占有较大比例的“旁户”，又从来都在他们所依附的豪族大地主的严厉控制之下，彼此隔绝，联系很少，难于团结起来发动起义。正如恩格斯所说：“农民们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，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。他们散居各地，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。农民世代相传，习于顺从；在许多地区，已经戒绝使用武器，剥削的重担随主人的不同而或轻或重；所有这些情况，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。”[101]
再则，王小波、李顺的起义是以“贩茶失职”而开始革命行动的。我们从文献上看见，早在唐代就出现了敢于抗拒官府的茶民集团，他们“三二十人，挟持兵杖……凡千万辈，尽贩私茶”[102]。北宋梅尧臣所作的《闻进士贩茶》[103]诗云：“山园茶盛四五月，江南窃贩如豺狼；顽凶少壮冒险岭，夜行作队走刀枪。”就是咏的茶贩走私的情况。茶贩们为什么甘冒巨大的风险去进行武装走私呢？因为茶叶在唐、宋时期是深受民间欢迎的新商品，封建政府一贯专卖垄断，或征重税，人民是不堪负担那样的超额剥削的。茶民集团在购、运、销售茶叶的过程中与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甚至和封建政府里的吏役、士兵免不了也要打交道。这样一些斗争的具体实践，是会大大激发其阶级感情、培养其组织能力、加强其革命精神的。至于封建政府对茶叶采取专卖垄断一类措施会招来什么样的恶果，宋臣张洎在王、李起义的前四年（端拱二年）就向宋廷谈过三点弊害，其第二弊说：“禁榷之地，法令大严，铢两之茶（原误作‘柔’——引者），即该宪纲；公私追扰，狱讼繁兴。大则破族亡家，小则身填牢狱，州县公事，大半为茶！朝禁夕刑，系缧相继。户口由兹减耗，田野为之芜莱，蠹尔蒸民，坠于无告，狱连祸结，莫甚于斯！”[104]这段话固是对东南“榷茶”说的，但四年后北宋政府对川中茶叶加紧“掊取”，为了保证超额剥削，滥施严刑峻法，迫害人民，也是不难想象的。不然，又何至于造成王小波、李顺等的“贩茶失职”，并因此被激怒而闹起革命来呢？王小波登高一呼，立刻获得群众的响应和拥戴，看来他们在举起义旗之前，就早已和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，并在贩茶活动中，增多了社会经验，培养和锻炼了组织群众及对封建政府进行斗争的能力。这样说，不是出于猜想和虚构；宋代文献有确实可信的记载，说李顺曾领头主持过灌口二郎神的祠祀活动，并曾一度被捕成都府狱，几遭杀害[105]。这说明为王小波赏识并指定为他的接班人的李顺，也是富有领导才能和斗争经验的。